自从人们意识到木头可以漂浮，历史上就充满了不计其数的沉船事故。虽然人们徒劳地试图建造不沉之船，但海洋不会被驯服。我们将回顾历史上那些最大海上灾难(没错，泰坦尼克号就在其中)。不包括战时灾难。

苏塞克斯号1694年3月1日，英国皇家海军苏塞克斯号(HMS Sussex)在直布罗陀海域遭遇了一场猛烈的风暴，也被称为“莱万特”(levante)。船长和船员确实试图逃离风暴，但水开始填满他们的炮口，意味着一个迅速的结束。在500名船员中，只有两名幸存者。

RMS大西洋1873年3月31日凌晨3点12分，RMS大西洋号在新斯科舍省撞上了马尔头部的一块岩石。所有的侧船都被海水冲走，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在大约950人中，562人死亡，这次事故是白星航运公司第二严重的沉船事故，其第一严重的沉船事故是泰坦尼克号。

Grandcamp1947年4月16日，这艘法国注册的前自由号货船在德克萨斯州的得克萨斯城装载硝酸铵时，在码头起火并爆炸。在这场后来被称为“得克萨斯城灾难”的事件中，估计有581人丧生，其中包括28名消防员。另有5000人受伤。

爱丽丝公主1878年9月3日，爱丽丝公主号在泰晤士河上与科利尔·拜维尔城堡相撞沉没。超过650人死亡，这是泰晤士河航运灾难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挪威号1904年6月28日，诺格号在圣海伦礁附近搁浅。这次碰撞导致这艘船沉没，最终死亡人数为635人，还有160名幸存者。

星之公主号2008年6月21日，“星之公主号”客轮在菲律宾隆布隆圣费尔南多海岸遭遇台风“风神”，翻沉。船进入台风“弗兰克”的中心后沉没。船上估计有800人，但只有57人幸存。

卡莫塔号1902年5月6日，“卡莫塔”号在从印度马德拉斯驶往缅甸仰光的途中遭遇飓风，当时它正在穿越巴拉瓜平原。这导致655名乘客和8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HMS堡垒1914年11月26日，一场强烈的内部爆炸撕裂了梅德威河河口的防波堤。船上51名船员全部遇难，750名船员中只有14名幸存。其中5人后来因伤死亡，总共只剩下9名幸存者。关于这次爆炸的原因还没有明确的解释。

HMS皇家乔治1782年8月，这艘船停泊在朴茨茅斯时，倾斜得太远，开始通过炮口进水，然后沉没。超过800人丧生。

先锋号1917年7月9日午夜前，在斯卡帕湾，“先锋号”核潜艇发生爆炸，几乎立即沉没，造成约843人死亡，只有两名幸存者。爆炸的原因据信是由一根有缺陷的电线引起的。

爱沙尼亚号爱沙尼亚号于1994年9月28日在波罗的海沉没，造成852人死亡。这艘船的前部被称为“遮阳板”，可以让车辆进出，但被海浪的冲击损坏了。这一损坏导致铰链失效，遮阳板分离。

斯洛克姆1904年6月15日，斯洛克姆将军号在纽约东河起火沉没。船员们试图把火扑灭，但水管由于腐烂而爆裂了。这导致超过1000人死亡，成为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前纽约市最严重的生命损失事件。

爱尔兰皇后号1914年5月29日，爱尔兰皇后号在圣劳伦斯河与SS Storstad号相撞后沉没。造成这次坠机的主要原因是浓雾，这使得两名船员几乎看不见。船上1477名乘客中，有1012人死亡。

Tōya丸1954年9月26日，这艘日本客轮在台风玛丽袭击日本北海道和本州岛之间的津加路海峡沉没。本航次因天气原因取消;然而，船长决定一旦他们相信天气好转就离开。这一致命错误估计导致1500人死亡。

1707年锡利海难1707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一支英国海军舰队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比如他们的纬度位置，导致他们在锡利群岛以西危险的暗礁中航行。总共有四艘船沉没，造成近2000名船员死亡。

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海上事故，它被认为是不会沉没的，但在前往纽约市的途中撞上冰山，导致1523人死亡。这次游轮灾难激发了数百本书籍、新闻文章，当然还有电影的灵感。

SultanaSultana号是一艘蒸汽船，在南北战争结束几周后，它是一艘划桨的汽船，载着联邦士兵返回家园。1865年4月27日，由于锅炉爆炸。这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难，造成1600多人死亡。

这艘塞内加尔政府拥有的渡轮于2002年9月26日在冈比亚海岸倾覆。船离海岸太远，正好遇上暴风雨，就发生了倾覆。只有64名幸存者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获救，导致近4000人死亡。

哈利法克斯大爆炸1917年臭名昭着的哈利法克斯爆炸事件是由这艘法国弹药货船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港与另一艘船相撞后爆炸造成的。爆炸造成2000多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

“多纳-帕兹”号1987年沉没，造成4341人死亡，只有24名幸存者。这艘渡轮在前往菲律宾首都的途中与一艘油轮相撞，两艘船和周围海域都燃起了大火。

1989年4月7日上午，距离挪威海岸490公里的中立海域深处，一艘长达122米的巨型怪物在水下缓缓游弋。这是苏联“共青团号”核潜艇，舰号“K278”，发射器内静静地卧着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在完成例行潜航巡逻任务后，正悄悄向基地返航。上午11时，潜艇舱里像往常一样，首组艇员刚起床，第三组艇员正在用午餐，准备接替值班的第二组艇员。

第7舱值班员布科尼卡切维利拿着话筒报告:“第7舱检查完毕，隔离抗力和空气成分正常。”控制台上，机械师尤金听完报告，在值班本上的第7舱一格里打了“Q”，表示正常后，把听筒线插头接上别的舱室。

在寂静的航行表的指针指向11时零3分，尤金的眼睛发控制台科吓得他话都说不出来:“第7号舱温度超过70℃。火…火，肥，烧…烧起来了。”尤金结结巴巴地向瓦宁舰长报告。响起急促的警报声。“布科尼卡切维利，请回答。”尤金里毫无反应。

“舰长，必须立即向第7舱灌注氟利昂!瓦宁明白，灌注氟利昂虽能灭火，却会夺去舱内水兵的生命。尤金犹豫不决。第7舱温度升到80℃，已无时间。“灌注氟利昂!”瓦宁发出命令，但第7舱已成了火炉，喷出管道的压缩空气像氧气吹管助长火龙。

祸不单行，第7舱失事引起连锁反应，相邻的第5舱发出火警警报，第4舱水兵也报告“冷却功率减弱”，还不时传来危险的噼啪声!很快，潜艇垂直舱被卡住，各舱电话中断。官兵们训练有素，临危不惧，艇舱内未慌乱。瓦宁虽发出一些指令，险情却丝毫未减。此刻，有3个舱正在熊熊燃烧。潜艇甲板距海面150米，距离海底1000米，失去动力的潜艇被困在中间。电缆火花四溅，配电盘接二连三地爆炸，舱内到处都是呛人的浓烟。

97名官兵的生命安危，此刻由瓦宁控制。上尉奥尔洛夫是电脑遥控组的指挥组长，生死攸关时，他很镇静，娴熟地关闭反应堆，降低舵面平衡度，确保放射区冷却正常进行。“共青团号”开始缓慢上升，充气管道破裂，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军士长卡坦塞夫置生死于度外，冒险给主压载水舱充满气体。因垂直舵失灵，潜艇呈螺旋形上浮。

时针指向11时14分，“共青团号”潜望镜伸出水面，但险情并未排除，舰壳上厚实的橡胶保护层已熔化，海水遇到滚热的钢板，蒸汽腾空而起。13分钟后，机舱内出现有毒气体，大家急忙戴上防毒面具。不料，第7舱的强大压力把大量一氧化碳压进面具自动呼吸系统。

于是，大家又急忙摘下面具。此刻，有3人已中毒倒地。12时25分，苏联海军基地终于从杂乱的声音中搜索到求救信号，派来的一架飞机向潜艇发电报:“即将帮助你们，预计到达时间为18时。”精疲力竭的官兵躺倒在甲板上，等候救援。

16时24分，舱内的氧气再生罐发生爆炸，钛壳炸裂，汹涌的海水涌入艇尾的两个舱室。短短十几秒钟，水兵们落入冰冷的海水里。不幸，救生艇也发生了故障。平时只需20秒钟就能放下的救生艇，此时却用了整整5分钟才打开固定栓。本来能自动充气的救生艇也失灵，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救生艇被海浪吞没。军士长格里高里拼死扑向首只救生艇，得以生还。一个大浪涌来，把刚解开固定栓的第二只救生艇卷走…。

17时零8分，“共青团号”核潜艇继续下沉。9个在舱内者，只有军士长萨伦科幸存。18时20分，军舰营救了30个落水官兵。核潜艇“共青团号”再也未返航，永远沉睡在了大洋深处。

中国海军史上最大的海难，莫过于郑成功北伐时，舰队在羊山遭遇暴风雨袭击，损失极其惨重。

当时郑成功北伐舰队从舟山行经羊山，当地有个小庙祭祀羊山王，民间传说如果舟行至此而不祭，就会遇到灾难。郑成功是个唯物主义者，对此不屑一顾：“焉有此理？天意有在，岳渎为之效灵。”

然而，一场海难降临了。舟师抵达羊山后，午后天空忽然暗淡无光，黑云笼罩上空，海面上刮起强风，波涛涌动。郑成功赶紧下令各提督镇将归队，将大小船只驶进山下港湾以避风暴，可是来不及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雨便不期而至，一时间天昏地暗，海面上风起浪涌，迅雷电闪。

一时樯倾楫摧，到处都是桅杆被风暴冲击断裂的声响，有些船只甚至被巨浪所拍碎，除了风雨声、海浪的拍击声，船体被撕裂的巨响，还有就是士兵们呼救声、惨叫声，许多生命被巨浪所吞噬。

这次暴风雨使郑军船队损失极为惨重，大量船只沉入海中，死于这场灾难的人数大约有八千人到一万人。郑成功的座船六中军船被狂风巨浪所摧毁，所幸当时他并没有在这艘船上，但他的六位妃嫔、三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一个一岁），以及船上其他人员二百三十一人，全部在这次海难中淹死。死难者除了士兵之外，还包括几位高级将领，其中有左冲镇指挥官林灿、行营兵官史光明等。

这次意外的事件对郑成功的北征是一大挫折，由于兵船人员及武器装备损失严重，北进长江、克复金陵的战略计划不得不推迟。

惨烈的361号事故，官兵全部窒息而亡

2003年4月26日，一艘威海渔船经过渤海和黄海交界处的内长山群岛时，发现一艘漂浮着的失事潜艇。这艘解放军潜艇上70名官兵全部牺牲，无一幸存。

这是新中国潜艇部队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更让人奇怪的是，在渔民汇报之前军方竟然不知道这件事。

这就是361号潜艇事故。361艇是一艘“明”级潜艇，属于中国自行研制第一代常规动力鱼雷攻击潜艇。该艇第一次采用了尖尾线型，缩小了甲板的空间，改进了流水孔等。

采用了航向自动操舵仪和深度自动操舵仪，在所有航速范围内潜艇保证有正常的操纵性。

对航海日志的分析，可以断定事故发生在4月16日，从这天开始日志就没有更新过。根据仪表和其他线索，军方很快确定了361号潜艇失事的原因。2003年，有渔民发现，一艘潜艇在港口漂了好几天没动静，就报告了有关单位。后来人们打开一看，潜艇上70多名官兵全部死亡，没有明显挣扎的痕迹，判定为急性窒息性死亡。

面对如此诡异的事故，军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通过对航海日志的分析，可以断定事故发生在4月16日，从这天开始日志就没有更新过。根据仪表和其他线索，军方很快确定了361号潜艇失事的原因。

361号潜艇就是大名鼎鼎的035明级潜艇，为我国第一种自行研制的常规动力潜艇，70年代开始服役。实际上，明级潜艇借鉴了苏联R级潜艇的主要技术！

R级潜艇是苏联50年代设计的老式潜艇，在2003年早已过时。明级潜艇长76米，水下排水量2100吨，动力为两台柴油机，另有两台电动机，乘员58人。

361号潜艇是常规动力潜艇，也叫做柴电潜艇，依靠柴油机和电池保证动力。在4月16日当天，361号潜艇电池电力逐步耗尽，必须上浮进行充电。

经调查发现发现，潜艇在充电时启动柴油发电机，但进气阀因故障并没有打开，柴油机大量吸燃潜艇内的氧气，不到两分钟，潜艇内的氧气消耗殆尽，舱口盖也因为气压顶着，根本无法从里面打开，官兵连逃生的可能都没有。

由于361潜艇在进行“静默”训练，中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所以，潜艇出事后，人们没有及时的发现。

惨痛的海难有不少，不过一般会将二战末期苏军C-13潜艇击沉德军2艘运输船成为世界最大海难。

1月30日在但泽港西北击沉运输船“Wilhelm Gustloff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25484吨），船上载运的兵员（德军称是难民与伤员）6000人在船只沉没后大部分死亡。2月10日，该艇又击沉运输船“General Steuben施托伊宾将军”号（14660吨），船上所运3000人也大部死亡。该艇因而在4月20日获得红旗勋章。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德语:Wilhelm Gustloff），是一艘纳粹德国邮轮，由布罗姆与沃斯船坞（Blohm+Voss）所建造，她的名字是来自纳粹党瑞士分部的领袖威廉·古斯特洛夫，于1937年5月5日下水。在二战末期，此船被用作载走被苏联红军围困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包括平民及少数官兵），最后在1945年1月30日于波罗的海被苏军潜艇发射三枚鱼雷击沉。遇难人数估计由5300至9931人不等，成为历史上遇难人数最多的海难。凑巧的是，当天正是威廉·古斯特洛夫50岁冥寿，也是希特勒上台的12周年。

该船排水量25484总吨；舰长208.50米；舰宽23.59 米；吃水船头6米/船尾7米，9500马力，航速15.5节，航程12000海里/15节，设计载客1465人。

　这艘船原是作为纳粹德国KdF局（Kraft durch Freude，意指“自欢喜中获得力量”，是一专责为工人提供文娱康乐活动的工会组职）的邮轮，价值约为二千五百万帝国马克（RM）。直至1939年为止，“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是KdF的邮船队的旗舰。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开始对欧洲各国发动侵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军队征用作医院船至1940年11月。之后这艘船被用作运兵船，负责运载U-潜艇的见习乘员到东普鲁士但泽湾（Bay of Danzig，现波兰格但斯克湾（Bay of Gdańsk）畔的哥德哈芬港（Gotenhafen，现波兰格丁尼亚（Gdynia））接受训练。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最后的任务是由格丁尼亚撤离德国平民、伤兵及海员经波罗的海返回德国基尔(Kiel)港，船上已登记的海员及乘客总数是6050人，但这数字并未计算没有纪录的数千名难民。

在二战中，同盟国和轴心国都有不少搭载平民的船只被击沉，当中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最为惨烈，成为历史上死难者最多的海难。 尽管这是一场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的海难，但是直到今天，各方对这次事件的定义还是没有结果。如果说C-13号攻击的是一艘无武装的船只，那么该船上所承载的大量武器和一些舰载防空炮、以及运载的纳粹官员与武装部队显然使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但如果说C-13所攻击的是一艘纳粹海军的舰艇，那么该船上近万名的普通民众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此次攻击是不甚人道的。

事实上，到底是称为“海难”还是其他称呼，只在被人们所争论着。正如一战期间德国潜艇攻击同样是作为普通船只的“大西洋王后”号，那时那艘船上也运载了一些弹药武器。无论如何，这次事件中受害最大的，是普通的民众，而这类事件的定义如何，已经显得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人类应当以史为鉴，尽量避免这种最平民近似于屠杀的惨剧再次发生。

不知你问的是哪国海军，笔者就当是世界各国海军吧。

世界海军史上发生的海难可是的确不少。下面笔者来讲讲一次不可能生还的海难。

1963年,美国海军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在大西洋科德角，艇上129名海军全部遇难。

长尾鲨级核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快和最安静的潜艇，是冷战期间美国为“猎杀”苏联潜艇而专门设计的。艇上装配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最新型的声纳和最新的反潜导弹。

▲长尾鲨号核潜艇（艇号SSN593）的服役仪式，1961年8月3日，朴茨茅斯军港。

打设计图定稿的那天起，长尾鲨级核潜艇就成为了美国海军对抗苏联先进潜艇的最大期待。

在1963年4月9日的一次深浅实验中，长尾鲨号（艇号SSN593）与潜艇救援船云雀号一起，从朴茨茅斯军港出发，前往大西洋深处。

当天下午，长尾鲨号完成了两次深潜实验，潜艇的一切活动看起来都进行的很顺利。

整个晚上，长尾鲨号也并未浮出水面。

4月10日上午，长尾鲨号通过无线电与海面上的云雀号进行了短暂联系。云雀号确定水下的长尾鲨号一切安好后，便决定继续进行深潜实验。

▲航行中的长尾鲨号核潜艇

在下潜过程中，深度每增加30米，长尾鲨号就停下来检查一次各个设备的运转情况是否正常，并向云雀号实时汇报情况。

当接近测试深度时，灾难发生了。

9时13分，长尾鲨号发出消息：“发生小故障，准备上浮。正在向压载水舱供气，请注意。”这也是长尾鲨号发出的最后一个的完整信号。

此后传到云雀号的消息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出现了不大的问题……有浮起角……试图排水”。

9时17分：“……试验深度……900……”紧接着，一种异常声响信号传到了水面。但由于声音已严重失真，云雀号舰长已无法辨识信息内容，但副舰长确定这些杂乱的信号中包括“试验深度”这样的字眼，而且最后的声音曾使他联想到了潜艇的爆炸。

此后，云雀号再也没有接收到来自长尾鲨号发出的任何信息。此时，云雀号开始对水下进行搜索。

直到10点58分，在确定抛下的命令潜艇紧急上浮的手榴弹无效后，云雀号开始联系海军司令部。

然而此时再行救援，已然来不及了。

但美国海军还是没有放弃生还者的希望。当天下午，15艘军舰来到该海域进行搜索。直到第二天上午，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来自长尾鲨号的零星痕迹。

美国海军立刻成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动用深浅器“曲斯特”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水下搜索。

▲长尾鲨号遇难后在海底遗留的碎片

6月27日，“曲斯特”号在水下2560米发现了大量碎片和杂物。在众多杂物中发现了一只橡胶鞋套，在鞋套上印有清晰的"SSN5…"这才确定，这些碎片和遗物属于失事的长尾鲨号。不久，潜艇的声纳部分、动力舱部分、操作舱部分都被找到。

此时美国海军已经可以确定，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129人全部丧生。

▲长尾鲨号遇难后在海底遗留的碎片

事后经过对碎片的分析和调查，美国海军最终得出结论，事故原因可能是由于海水泄漏电气设备损坏导致核反应堆关闭，再加上核反应堆操作员经验不足操作失误，导致潜艇失去动力无法上浮，如一根巨大的铁棒沉入了2560米深的海底。艇身被深海高压压碎爆炸，129名艇员全部丧生，毫无生还可能。

此后，美海军在长尾鲨号原有的设计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并对其他同时期的潜艇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在长尾鲨号基础上，美军又研发了第四代"鲟鱼"级核动力潜艇。

长尾鲨号核潜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沉没的核潜艇,也是有史以来潜艇部队遇到的最严重的灾难。它是美苏冷战环境下，美军为了在武器装备上保持优势，优先追求效率而不顾质量和安全导致的深海悲剧。

漫长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对立和敌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只有求同存异，通力合作，人类社会才会实现更大的进步。

我军历史上最大的海难惨案--

淹死800多新四军的中安轮事件

新四军历史上有过一些悲惨事件，诸如皖南事变、日军大扫荡等，但没有一个事件像今天说道的中安轮这么惨烈。中安轮事件并不是战斗，完全是一次意外事件。它导致8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牺牲在长江，其中包括久经考验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同志。下面就听萨沙来说说

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重庆谈判开始，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中明确同意，将苏南、皖南和浙江的新四军部队撤退到北方。

9月19日，为了争取先机，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延安，下达撤退命令：“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要“越快越好”，并特别说明：“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对于我党同意主动撤离部队，全国民众和舆论都有很好的评价，我们获得了舆论战的胜利。

同时，由于抗战末期苏军占领了东北，此刻正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先于国军进入东北，接受八十万关东军和三十万伪满洲国军的武器装备和地盘。当时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军工基地、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如果我党能够完全控制东北，解放战争就胜利了一半。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这些地方撤退的新四军，有一部会转进到东北。

由于此时国军也正尽全力进入东北，新四军八路军务必抓紧时间，抢在国军进入东北之前先赶到。

所以，新四军务必立即转移，时间是很紧张的。

新四军战史中写道：刘少奇于9月17日向毛报告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新战略打算，很快获毛、周同意。刘少奇接到毛、周此电后，立即着手起草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并于当夜以中央名义火速发往各解放区。可以说江南新四军北撤是中央根据重庆和谈的进展情况，着眼于全国战略大局作出的带有全局性变革的战略转进，有利于新四军攥紧拳头、集中力量，在苏中苏北形成相对力量优势。

接到命令以后，苏南的新四军立即分三批北撤，渡过长江。

新四军军部对苏南新四军部队的北撤部署是：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迅速北撤，作为第一批；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和尽可能随带的辎重作第二批转移。少数主力掩护撤退，作为第三批转移部队。10月11日，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经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往盂河、小河镇一线移动渡江，于16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担任掩护的第四纵队部分主力部队，在政委韦一平率领下，在掩护任务完成后，作为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北撤人员，于15日夜开始渡江。

范学贵的《访“中安轮”事件的幸存者叶春荣》一文中，采访了幸存者叶春荣，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回忆。

叶春荣当时年仅16岁，是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个小会计。

他回忆：1945年10月14日，我们踏上了北撤的征程。军事行动历来格保密，部队趁着夜色出发，途中经过封锁线便小跑步快速前进。我因为从未出过远门，行军到了哪儿也不知道，只记得同志们说要过铁路了。我从没见过铁路，便在黑夜中伸手到脚下摸摸，摸到石子、木头、铁轨，才对铁路有了概念。

具体撤退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皖南事变的例子在前，为防止国军乘机袭击，我们多采用保密撤退的方式。这虽然可以避免被国军袭击，却留下了安全的隐患。为什么呢？以长江为例，完全是国军控制。国军海军定期在江上巡逻，白天偷渡是很困难的，必须夜晚偷渡。夜晚在长江行船，就有很多不安全因素，万一出了事，在漆黑一片的宽阔江边，即便救援也很困难。

而且，长江运输大体控制在国军和伪军手中。我们既然是偷渡，不可能利用大码头也不能利用性能较好的民用船只，只能用渔船或者一些因为过于老旧被淘汰的轮船。

之前两批偷渡还算顺利，到了10月15日夜第三批渡江时，就出了大事。当时考虑使用渔船偷渡，一艘船只能搭载10到20人，现有的1000多人需要70多条船。一来筹集这么多船并不容易，二来这么多船比较惹眼，很容易被保持警惕的国军巡逻船发现。

经过再三考虑，政委韦一平等人决定，临时征用中华轮船公司镇江分公司“镇江——泰兴口岸”线的“中安”号渡轮。中安轮是一艘大轮船，可以搭载500到600人，只需要1到2次来回就可以全部运完。

-------------------长江和普通的江河不同，它的江面宽，水流急，普通水性的人没有漂浮物基本不能游过去。即便水性很好的人，游长江也有一定危险。水性非常好的毛主席游长江时，众多警卫员就在他的四周，一艘船距离他不远，就是怕出现意外的危险。而当时确实有随行官员因游水而休克，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船只老化、严重超载

只是，对于中安轮的具体情况，韦一平他们都不太了解，仅仅听信了该船虽老但经常来回这段长江的情报。实际上，这艘民国初年建造的老式轮船已经运营30多年，设备和船体都老化严重。尤其船底的钢板使用时间过久，部分已经腐朽穿孔，行驶时候会少量进水，必须同时进行排水。不过，进水并不算严重，只要排水及时，不会影响在长江的来回轮渡。当时中安轮的船主曾考虑将船开到上海去修理，但发现修理船的代价过高，需要更换大量部件，也就放弃了。该船目前基本处于等待报废拆卸状态，不做实际运输。如果不是这样，这艘轮船也不可能被新四军搞到手。

当时判断，中安轮虽老，在长江上进行1到2次运输应该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之前几天已经来回七八次，从没出过事。

当晚政委韦一平率领四纵队1000多人赶到偷渡点，中安轮就在不远的江上。中安轮吃水较大，不能在非渡口的岸边靠岸，只能现将新四军官兵通过渔船运到轮船上，然后一次性运过去。

本来中安轮可以最多搭载600人，这样就要连续运输两次。仅仅用渔船将官兵运上中安轮就到了12点，显然当晚只能运输一半人，另一半要第二天再运。

鉴于连续两天运输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最终决定尽量一次运完。

这样一来，本来只能容纳600人的中安轮，前后搭载了新四军第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干部及地方干部大队，总数有1000人之多，超载近一倍。

即便是崭新的轮船，超载如此严重在长江行驶也是比较危险的，更别说中安轮还是一艘老船。

叶春荣回忆：15日晚，部队到达武进荫沙口的江边，天色已经漆黑。大家按原列队，逐一上船。我们在江岸先上了一只小木船，小船绕河滩行半圈，再上大轮，大轮是镇江轮船公司的“中安号”。我后来才明白，先登小船是因为岸边水太浅，轮船靠不到岸，小船绕过河滩到达深水区才能上大轮。大轮有些陈旧，分顶棚、船板、船舱上中下三层。各部队按指定位置坐下，各人身上的背包当凳子坐在屁股下。我坐在中层船板上，在船舱上面，紧挨着船帮，似乎这就是我的靠背。汽笛拉响后，轮船体慢慢离了岸，不久就加速前进。风声呼啸，江浪拍船，不时有水珠打在我的脸上，夜色中什么都看不到，不知是下雨还是江上溅起的浪花。

根据陈宗彪的《新四军中安轮沉没惨剧》的采访，幸存者的溧阳县年轻干部陈瑞洪的回忆也差不多：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以焦急的心情摸黑登船。因为轮渡是一艘吨位较大的轮船，所以船不能泊岸，我们上船只能用木帆船一船一船地短距离运输。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和干部（大多是女同志，被服厂女工约200—300人）及我们干部大队，共约七八百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运输，到深夜十二点才全部上船。

支部书记徐犁澄回忆：一条小木船把我和六个病号运上了轮船。走道上挤满着人。由于听说国民党军正在追赶北撤中的我军后卫部队，所以不分昼夜，每船都要满载 尽快地渡过江去……由于一连几天的行军，极度疲劳的北撤队员很快进入梦乡。风声、鼾声、马达声交织成一片。

---------------50年代清理长江航道，打捞出来的中安轮。这艘轮船在当时已经非常破旧，虽军情紧急，毕竟人命不是儿戏，应该对轮船情况进行仔细评估以后再做决定。可惜新四军当时并没有懂轮船的人，仅仅认为中安轮多次来往长江两岸，下了错误的决定。其实，如果能够意识到轮船有危险，最低程度可以每个官兵都带一块木板作为漂浮物，命令一部分渔船跟随前进，这样可以救上大部分落水者。

海难发生，800多人遇难

严重超载导致中安轮吃水比正常深得多，破旧的船底钢板根本无法承受。此时长江江面刮起大风，水底水流也因为连日大雨变得更急。船员很快发现，船底进水远比平时严重，排水都赶不上进水的速度。中安轮毕竟很大，硬着头皮前进的话，还是可以赶到对岸的。

没想到，当船行至泰兴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老朽的船底钢板突然大面积破裂，一时间江水汹涌进入底仓，船员们奋力排水，根本无济于事。船员们无奈立即向政委韦一平汇报，韦一平急忙调动一部分官兵来排水。只是轮船太老，连基本的抽水机都没有，依靠官兵船员用水桶排水，没有什么作用。

进水不到15分钟，船体开始快速倾斜、下沉。此时中安轮刚刚过江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非常危险。长江不同于普通的江河，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即便水性还不错的人，如果不借助漂浮物，想游长江还是很危险的。更别说，此时还是10月夜晚，江水很冷，黑夜又搞不清楚方向，一旦落水就很难活命。

抗战中，国军海军有很多舰船在长江被击沉，上面的水兵都是水性极好，也淹死了很多人。船上的1000多新四军官兵，绝大部分不会水或者仅有在小池塘游水的经历，甚至还有几百名女同志，根本不可能游过长江，幸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发现船底漏水后，船上的最高指挥员政委韦一平一面指挥排水，一面下到船舱告诉官兵船已过江心，但船底发生漏水，要求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

叶春荣回忆：江浪啪啪地拍打着船体，大家都屏着气，谁也不讲一句话。有人说船舱底下漏水了，大家的情绪顿时慌乱起来。一位领导（韦一平）带着警卫，上下走动交待坐船行军的纪律，他还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轮船已航行到长江中间了，船底舱有点漏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越过江中心了。如果有谁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坚决按军纪处置！”大家的情绪这才暂时平定了下来。

不过，船只沉没速度远超过韦一平的预计，很快进水就无法挽回。雇来的船员们已经逃到甲板上放弃了排水，官兵没有人指挥也只能放弃。此时船已经倾斜，船员建议将乘客向另一个方向转移，缓解倾斜。韦一平只能指挥官兵跑到船的一侧，谁知道船立即又转为向这一侧倾斜，官兵和船员们被挤成一团。此时船上已经失控。韦一平和其他干部拼命指挥，但呼叫和恐惧的喊声，已经盖过他们的命令。部分船员和官兵开始跳水逃生，船长也连续拉响汽笛求救。

只有10多分钟，到3点中安轮就完全沉没。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杰、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溧阳县县长徐公鲁、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宣教科长王一、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等800多人人，全部在船沉没时牺牲。

叶春荣回忆：船舱下的漏水愈加严重，船体失去了控制，船舱内的人向船上涌，站立着的人也跟着船体失去了重心，一会儿向左倾，一会儿向右斜。悲剧顷刻间就发生了，气笛拉响了呼救信号，船上顿时一片哗然，轮船急速沉向江底，近900名新四军指战员掉入滔滔江水中，其余都被困在船内。

困在船内的人，基本一个也难以幸存。

后来参与打捞沉船的叶恒富回忆： 我跳入江中后，摸到了沉船的舱门，因轮船严重超载，舱门被一个个紧挨着的尸体堵塞着，需要用力才能拉出一个尸体。拉出一个舱门口就松动一点。

船只沉没时，稍通水性的官兵纷纷跳水逃生，但刚刚入水就被湍急的江水卷走。不会水性的官兵，只能抱着暂时没有沉没的轮船部分，拼命呼救。

数百人的惨烈呼救声，竟然越过宽阔的长江，惊动了天星桥附近的渔民。当时渔民丁广田就睡在江边的渔船上，他曾经帮助前两批新四军北渡，前后忙了七八天。听到呼救以后，他立即叫醒江边的另外几艘渔船前往救人。只是此时是大风的黑夜，几艘渔船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喊声判断方向，最终只有丁广田一艘渔船赶到出事现场。中安轮已经几乎沉没，丁广田的船太小，装满了也只有21人，再多船就要沉了。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落水的人会本能的抓住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根稻草。这对于来救人的船只，非常危险。另一艘刚刚赶到现场的小渔船，瞬间就被几十人抓住船身，导致翻覆。船老大靠着极好的水性，抱着船桨跳入水中才逃生。没想到，这艘翻覆的小船还救了幸存者陈瑞洪的性命。

丁广田迅速将船驶到岸边，还找到了另一艘渔船，两船立即再赶回去。此时中安轮已经全部沉没，仅剩下一个烟囱。

丁广田的后人描述他当年看到的悲惨一幕：中安轮沉下去之后，只有一段烟囱露出水面，沉船时间很快，最初烟囱还是滚烫的。但就是这段烫得入肉的烟囱上，10来个人一直抱着不肯撒手。

丁广田他们两艘船又装满了40多人。在一块中安轮漂浮的顶棚上，就有40多人，他们勉强救走了20多人。

渔船太小，船舷已经接近江面，实在不能再上人。见顶棚随时可能沉没，他们只得将绳子抛到长江里面，有许多战士拉住绳子往岸边游，这样又多救了几十人。

到第三次回来的时候，连烟囱也看不到了。他们将少数抱着漂浮物浮在江上的官兵救起！！这样前前后后一共只救了100多人，另有800多人牺牲。

牺牲军衔最高的是政委韦一平，他的警卫员回忆：当时船马上就要沉了，我找到一块木板，让政委赶快跳水逃生。他却说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脚有残疾（在红军第三次围剿，韦一平左脚被子弹击穿致残），游不了水，让我自己走。我不同意，他就说那我们两人一起走，让我先抱着木板下水。我说这么小的木板支持不住两个人，政委说可以的，你抱着就是。我刚抱住木板，政委突然从背后用力将我推入水中，江水一下将我冲走几十米。我当场就哭了出来。政委明白木板只能救一个人，他牺牲了自己救了我。我在江里漂浮了很久，才飘到岸边。

---------------------韦一平是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壮族人。他的资历很老，曾经参加过北伐、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几次反围剿和抗日战争，是一个游击战悍将。遇难时他是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相当于旅长职务。如果他能活到建国后，至少也是少将或者中将军衔。

叶春荣回忆：求生的本能使大家纷纷跳水逃生。我依在船帮，翻过一块栏板就跳进江中，凭着儿时在家门口河塘中学会的游泳技术，在江水中一阵乱划，碰巧搭到一根铁丝，便紧紧抓着不放，与我同时搭上这根铁丝的还有另外十几个人。此时，我的身体负荷越来越重，原来是背心衣袋内所带的票据、钞票等都吸足了水，加大了重量。10月份江水温度下降得很快，虽不是寒冷彻骨，但人也冻得够呛。风急浪高，流水湍急，漩涡一个接着一个，将落水者的身体在江水中裹来转去，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不知飘荡了多久，两只小木船赶来营救，我被人拉上了船，一放松便昏了过去。等船靠岸，我被唤醒扶上了岸。有的获救者只穿了一条裤衩，冻得直哆嗦。营救者便堆起草，点燃火，为被营救上岸的十几名同志烤火取暖。由于一冷一热体温产生极大反差，灌到肚子里的江水直往上泛，十几人开始呕吐起来。等呕吐停止后，我定下神来一看，徐公鲁县长不见了，财经科长吴洛明也不见了，身边熟悉的战友全都不见了，眼前的这十几张脸都是陌生的面孔。

陈瑞洪回忆也很悲惨：刚要沉船的时候，我还不怎么害怕。我从小在水乡长大，熟悉水性。心想，我年轻体力好，在水里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所以面对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得怕。可是当我一下水就知道坏了，寒气逼人，风大浪急，还有漩涡。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港的情景。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背包， 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条短裤。经验告诉我，光着身子才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当时，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人的呼救声、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只听到一片混乱和喊声：救人啊、救人啊！江面上到处都是背包。约40—50分钟后，人声就寂静了。记得这天天气特别阴沉、黑暗，加上轮船沉没时喷出的烟雾水气，能见度很低。看到远处有一道光线，拼命游去，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后听到50—60米处，有人在叫着：有办法，只要我们能稳定好，总有人会来救我们的。在与风浪搏击时，从上风方向漂来了一只像南方人用来放鸭子的划子船，船底已朝天，船舷周围扶着一二十个人。为了借助这只船的浮力，我们几个也扑过去抓住了船舷。漆黑的晚上，黑茫茫的一片，望不到边和岸。到了下半夜，江面上的风浪更 大了，大家又冷又饿，力气已耗得差不多了。这时劈头盖脑的浪头袭来，加上漩涡，围绕这只小船的 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七个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 但患难与共，分外亲热。为了生存，我们互相鼓励、 帮助。突然又一浪头打来，把我们七个人连同小船一起压到了浪底下。我憋住气奋力划水，终于从浪底下钻了出来。可当我再度找到那只小船时，却只剩我们三个人。天近拂晓，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只木帆船。当他们发现我们后，船上的人每次只能抛下一根绳救一个人，我们互相推让，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船上的人抛下一根绳子，但刚救上其中一个同志。一个大浪又把船打得没了影子。不久又来了一只船，我们二个人一起拉住他们抛下的绳子。风大浪大，船上的人根本拉不动我们。我只好松开了手。与上条船一样，救起一人后船又随风浪一起不见了影子。我漂浮在江面上，心想肯定非死在长江里不可。就在这时，我听见老远有人叫：这里还有一个人……。我总算获救。此时我差不多在江里呆了近十个小时，疲乏不堪不说，浑身也都是血。船老大人连忙拿被子给我盖上，并烧了一碗姜茶给我喝。晚上八点钟左右，部队终于来人救到我。此时的我身上只穿一条绸短裤，一件汗背心，样子十分狼狈。

叶春荣回忆又写到：一位负责营救的同志走过来将我们带到泰兴天星桥的一幢房子里，地上铺着稻草，放着被子，还发给每人一套单衣。安排妥当之后，他们嘱咐我们好好休息休息。我躺下之后，内心不安，难以入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首长和战友还能再见面吗？那惊心动魄的一霎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天亮之后，又一位负责营救的同志对我们说：“街那头屋里还有营救上岸的人，你们去看看吧，有没有认识的。”我赶紧跑去一看，那里有二十来号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战友钱明生，钱明生也即刻认出了我。我们同是社头人，又都是在新四军办的涨溪中学读书的同学，是同乡、同窗加战友。二人从同一条生死线上挣扎着出来，此时相见，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泪如泉涌，一句话都说不出了。

钱明生告诉叶春荣：船沉后，他立刻跳入江，一只手搭住了一块跳板。轮船上用的跳板比一般木船用的跳板要厚、要宽，还要长上三四倍，那跳板上不一会儿就搭满了人，甚至人搭人、人拉人、人拖人，像若干长长短短的人形链，—环扣着一环。由于风浪强烈侵袭，加上时间过长，大家身体劳累不支，眼睁睁看着一串串战友被江水圈走，还有一串串战友沉入江底。等到营救人员把他们拖上岸时，原本搭了百来人的跳板上，只剩下二十几个了。

------------------九死一生的叶春荣。最后获救的100多人，多是水性不错的男青年，他们能够支持几个小时最后被救。

惨不忍睹的现场

现场惨不忍睹，参与打捞沉船的叶恒富回忆：遇难者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入土时安葬人员用手把眼睛抹平闭上，一个头朝南，一个头朝北有规则地排放了800多人。牺牲的这些烈士多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

逃生的韦一平的警卫员当天找到了时任江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哭着汇报了情况。叶飞得知老战友韦一平和800多人牺牲，悲痛万分，忍不住嚎啕大哭。随后，叶飞电告延安：中安轮出事故倾覆，韦一平同志等八百人遇难！

10月17日，中安轮事件发生后第2天，江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接见了遇难幸存者，并承诺：“将来我们要为牺牲的同志建立纪念碑”。

同时，粟裕下令无论如何必须打捞上牺牲官兵的遗体。我们的资料中记载：在沉船事件发生几天后，即挑选泰兴地方部队的叶恒富和王山二人，执行潜江打捞任务，把船舱中烈士的遗体打捞上来，让他们入土为安。

其中的叶恒富是泰兴天星镇芦碾村人，1943年加入新四军民兵部队。1944年秋，他被驻当地的侵华日军逮捕，特工队将他绑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并用桑树扁担抽打拷问，叶恒富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未向日伪吐露一字。特工队无奈扬言要让日军狼狗来撕咬他。与此同时，叶恒富的妻子谢桂芳，将家中赖以生存的二亩四分地和所有物品变卖，拼凑成24担稻谷作交换，才把丈夫的性命换了回来。

叶恒富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的资料中写到：在没有任何打捞设备，没有任何保障措施，人员没有经过专业潜水培训，且又随时可能遭遇国民党兵舰巡游的情况下，潜入江底打捞烈士遗体和遗物，任务艰巨、九死一生。长江表面虽然风平浪静，可水下却是暗涌湍急，再加上已是深秋季节，叶恒富和王山潜入江底，无疑是一场与风浪寒冷抗争、与危险死神比拼的特殊搏击! 叶恒富和王山没有畏难，在又冷又浑的江中，靠憋气下潜，靠手摸打捞，把拉出的尸体送到江面，等乘小渔划子的人用竹篙钩住拉上船后，他们再潜入江底。江水又冷又浑，完全靠在水中摸来摸去完成。他们一口气要憋很长时间，实在憋不住了才上来换口气，实在冷的受不了了，才上岸烤一下火，喝口热酒再下水去。为了打捞这些烈士，叶恒富每天早上踏着白白的霜出去，晚上九、十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他的脸经常是被冻的发青，嘴唇被冻的发紫。妻子为他脱去湿漉漉的衣服，为他加厚床上的棉被，让他钻进被窝。可半天辰光都转不过阳气。用谢桂芳的话说：“活象一个冰冷的死人”。在为叶恒富取暖时，谢桂芳埋怨他：“你这样做图什么?”叶恒富回答：“他们为革命把命丢在了异乡的江底，我们活着的人为他们受点罪、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日子怎么过?”而叶恒富却说：“我从小在江边长大，水性出名的好，不会有事的。就算有事，还有共产党，你怕什么……”持续了半个多月，共打捞遇难烈士遗体800多具，长短枪支700多支。烈士的遗体打捞出水后被逐一登记编号，由泰兴当地的老百姓用独轮车统一运送到天星桥的十八圩龙王庙集中安葬，安葬地距中安轮沉没地约2公里。

-----------位于泰兴市人民公园内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纪念碑。这些牺牲的官兵都被算为烈士，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妇女，被服厂的女工。

更悲哀的是，牺牲的官兵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因为是紧急行动，原本准备到江北以后编入部队再登记，牺牲的800多人仅有240多人知道姓名。很多牺牲战士的家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牺牲在哪里！

中安轮是一起极为严重的责任事故，又造成了重大牺牲，宣传起来可能会导致官兵和家属不满。所以，这么多年，该事故都一直比较低调。粟裕许诺的纪念碑，直到1985年才修建起来，1987年对社会开放。

1986年7月8日，烈士墓穴竣工后，将原安葬在天星桥江边龙王庙的烈士忠骨迁至泰兴北郊安葬。

提起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不少人会想到“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日，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没，1500余人遇难。其实，1945年1月30日，德国运输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9343名乘员遇难，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海难。

1万人挤上船准备撤离

1936年2月6日，希特勒的挚友、德国纳粹党驻瑞士分部主席威廉·古斯特洛夫被犹太青年刺杀身亡。希特勒亲自为他主持了有3.5万人参加的隆重葬礼，并提议将1937年下水的一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命名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古斯特洛夫”号的船身原为白色，内部装饰豪华，设施齐全，有大型餐厅、电影院、游泳池、舞厅，甚至还有一个分娩室。最初，这艘游轮被纳粹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用于组织工人休假旅游。二战爆发后，它被军方征用为医疗船，后来又改作训练船，船身也被涂成有保护作用的灰色，长期停靠在东普鲁士的哥德哈芬港（今波兰格但斯克港）。

1945年，苏联红军西进的铁流迫使大批德国伤兵和难民进入哥德哈芬地区，德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尽快将包括该地区在内的东部200多万名德国人安全地撤退到西部地区。不久，“古斯特洛夫”号接到准备启航的命令，开始让逃难者登船。

起初，船员们还让每一个登船者在乘客登记册上写下姓名、年龄和住址等详细个人情况，然而，厚厚几大本登记册被写满后，他们再也找不到用来登记的纸张了。于是，随后登船的数千人就省略了这道手续，其中不少人也因此成为战争中的下落不明者。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从当时的登记情况看，这艘核定载客量只有1865人的轮船上有173名船员、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医护人员、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登记在册，再加上拥挤在甲板上和分散在船上各处的没有登记的4000多名难民，这艘巨轮竟然搭载了10582人。

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船长已经多年没有指挥过航行了，这次他临危受命指挥“古斯特洛夫”号，心中很没底。他深知，随着德国“海狼”潜艇部队的溃败，波罗的海已危机四伏，苏联人的潜艇、军舰和水雷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最终，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派了两名海军军官作航行助手，另有一名海军上尉负责撤退行动中的人员管理。

1945年1月29日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了来自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的一封电报，通知他在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已处于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上述海域并未发现其他敌舰。这封电报总算给这位心神不定的船长吃了颗定心丸。

1月30日中午12时20分，4只拖船将“古斯特洛夫”号缓缓拖离哥德哈芬港。按规定，这样一艘只装备了几门防空炮的巨型人员疏散船，至少要有包括反潜舰在内的3艘军舰护航，但为它护航的却只有“洛”号鱼雷艇和一艘老掉牙的鱼雷救生艇（离港不久因故障返航），完全没有反潜能力。

中外都有

2003年4月16日，我国北海舰队的一艘361号潜艇在水下正常执行军演任务时，关闭了和地面上上的所有通信联络方式，保持水下静默状态。待军演结束后，该艇准备上浮换气充电，由于海上风浪巨大，海水从潜艇的通气管涌入，造成了通气管堵塞，而潜艇上的柴油发动机还在继续工作，逐渐消耗了潜艇内的氧气，2分钟后耗光了潜艇内部的所有氧气，致使70名官兵全部窒息遇难。

军演结束几天后，当地的渔民发现了这艘潜艇居然一动不动，马上报告有关部门。待海军派人将这艇潜艇拖回基地后，大家费劲的打开舱盖后，用手电筒一照，才发现了全艇70名官兵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遇难，他们用实际行动为祖国站好的最后一班岗。 70名海军官兵不愧是人民的好儿子、祖国的忠诚卫士。他们的英名和功绩，祖国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如果要问美国海军损失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军舰是哪几艘,包括战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提到“休斯顿”号(800人)、“富兰克林”号(722人)或是“朱尼奥”号(648人)。 其实不然,真正损失人员最为惨重的是1945年7月30日在菲律宾海被日本潜艇击沉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该舰沉没。当时的整艘军舰上有1200余人。

这只是悲剧的开始。美国方面对这艘军舰的沉没反应迟钝，5天以后派出的巡逻机才找到了幸存者。1200多人中的大部分都被沉船、饥饿、脱水和鲨鱼的攻击夺去了生命。只有300多人得以幸存。这次事件，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难，也是其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军舰沉没事故（不算在珍珠港内被当场引爆弹药库的亚利桑那号,没有发生在海洋上，不算海难）。

还有德国最惨烈的海难

1945年1月30日，德国运输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9343名乘员遇难，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海难。

“古斯特洛夫”号二战爆发后，它被军方征用为医疗船，后来又改作训练船，长期停靠在东普鲁士的哥德哈芬港（今波兰格但斯克港）。

1945年，苏联红军西进的铁流迫使大批德国伤兵和难民进入哥德哈芬地区，德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尽快将包括该地区在内的东部200多万名德国人安全地撤退到西部地区。不久，“古斯特洛夫”号接到准备启航的命令，开始让逃难者登船。

起初，船员们还让每一个登船者在乘客登记册上写下姓名、年龄和住址等详细个人情况，然而，厚厚几大本登记册被写满后，他们再也找不到用来登记的纸张了。于是，随后登船的数千人就省略了这道手续，其中不少人也因此成为战争中的下落不明者。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从当时的登记情况看，这艘核定载客量只有1865人的轮船上有173名船员、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医护人员、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登记在册，再加上拥挤在甲板上和分散在船上各处的没有登记的4000多名难民，这艘巨轮竟然搭载了10582人。

1974年韩国海军拖船倾覆

1974年2月下旬，韩国海军第159期新兵要前往位于忠武市(今统营市)闲山岛上的抗倭英雄李舜臣祠堂忠烈祠参拜。船上有第159期韩国海军新兵和第11期韩国海警委托培养生，加上新兵训练所教官等，共计630人登上韩国海军第815号坦克登陆舰(LST-815)。

在参观完忠烈祠后，教官马上下令新兵们全部返回码头，准备搭乘LST-815返回。第一批316名新兵登上海港拖船准备搭乘LST-815，此时正是当日10时40分。还没等官兵稳定好情绪，拖船就突然启动驶离码头，并很快就到了LST-815正前方30米处，本应该早就减速缓行的拖船这时却突然来了个90度急转弯导致拖船失去重心，船上的官兵站立不稳，在相互推搡间有人落水了。更要命的是，拖船急转弯掀起一股海浪冲击到LST-815舰身上，而这股海浪瞬间又借力回冲到拖船上。在巨大的推力作用下，拖船就像一片落叶一样，不到5分钟就完全倾覆，只能看到船底了，人员悉数落水。在拖船沉没不到30分钟内，被民间船只救助的水兵共有50余人，随后赶到的韩国海警艇也相继救起8人。至当日12时许，有157人获救，但仍有159人死亡或失踪。